（《名汇FAMOUS》杂志第33期卷首，2011年9月12日上摊）

多年以后，假如白发苍苍的我跌倒在北京的街头，我不会指望有人紧走几步，上前搀扶起我羸弱的身躯。我将静静地趴伏在干燥的大街上，等待救援部队赶来，像等待一场战役打响。我不能随便起身，因为那会遭来人们嘲弄的眼神——什么年代了，还玩跌倒游戏？

早起看到卫生部发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差一点以为是网友的恶搞。头版头条，白纸黑字啊，有种荒谬感浮上心头，脑海里顿时出现上述情景。

老年人跌倒，到底是一桩有关医疗救治的技术问题，还是一桩涉及公众良俗的社会问题？群情汹汹，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卫生部致敬，在“中国老年人不敢跌倒，跌倒后无人敢扶”这样一个微小而又巨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愿意把卫生部的这个举动理解为“在本部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个令人无奈的社会现实做出积极反应。虽然隔靴搔痒，但是起码有反应，比起那些患有性冷淡的相关部门来说，情商高多了。

自从南京彭宇案后，中国街头的道德指数就“跌倒”了，而且一蹶不振，至今爬不起来。此次卫生部发布“指南”，仍然是“跌倒效应”在起作用——就在不久前，一位北京老人在菜场门口跌倒，因无人敢扶无人敢碰，不幸去世了。

在中国家庭，彭宇案的传播率是百分之百的，你只要随便和任何一个老人或孩子谈起，南京有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他们都会接下去“我知道，那个扶她的人被告了，还被判罚款了”。这个案件的传播率之所以这么巨大，只因为扶起跌倒的人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做的最平凡的善举，而这个微小的善举引发的法律后果却如此严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人们必须把这当成一个教训提醒家人。在不久前的另一桩案子里，一位开车的青年是靠着摄像头逃脱了另一位跌倒的老太太的指控的。而南京的一位女士，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那位老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得不先拉了9个证人证明老人跌倒与自己无关，才施行救助。

上述事实说明，在卫生部发布指南之前，中国公民已经开始思考对策，在被法律干扰的生活现实面前，发明了一些街头生活的积极应急方案，既保证救助的到位，又不至于受到法律惩处。那些哀叹社会道德指数下降的人可以放心了，其实在“扶不扶跌倒老人”这个问题上，即使面对这么恶劣的法律环境，中国公民还是交出了感人的答卷，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爱心素质并不低。

在公众生活中，鼓励正向的个体支援是政府作为的应有之意，如此，民间的良性互动才得以确立，而政府才能够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凡事都要靠政府来解决。拿彭宇案来说，类似这样的案子，首先就应该慎重立案，如果原告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因为被告才跌倒的，法院应该力求让此事庭外和解，让民间的事情尽量在民间层面达成和解。

政府作为，首先是无罪推定，善意理解民众的行为企图，并为善举留下保护空间；其次是不干预，让良性互动有成长空间；第三是服务、支持并帮助完善一些可能存在法律漏洞的善举。举一个例子说：民工子弟学校这件事，有需求，有人愿意做，补充了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不足，就是值得支持的个体支援善举。政府应该善意理解这种办学的举动，这些学校可能现阶段条件所限，不完全符合办学条件，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帮助，帮他们完善教育条件，支持其中办得比较好的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现在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取缔，就是干预过度了。民间生活的良性互动，在最初看起来总是不太完善的，但是政府要分清自己的职能，是帮助公民生活，而不是监督公民生活。

最近“郭美美”“卢美美”事件闹得这么凶，根源在于，因为这些“美美们”，人们开始对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发生怀疑，最大的疑虑在于，政府垄断属于公众生活的慈善事业，必然会发生“特权慈善”或“慈善特权”，而这种特权以及对特权的特许，或许正是“美美系”产生的温床。慈善这样一项民间的事业，还是要回到民间，才能够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