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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效应

(《名汇FAMOUS》杂志第33期卷首,2011年9月12日上摊)

多年以后,假如白发苍苍的我跌倒在北京的街头,我不会指望有人紧走几步,上前搀扶起我羸弱的身躯。我将静静地趴伏在干燥的大街上,等待救援部队赶来,像等待一场战役打响。我不能随便起身,因为那会遭来人们嘲弄的眼神——什么年代了,还玩跌倒游戏?

早起看到卫生部发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差一点以为是网友的恶搞。头版头条,白纸黑字啊,有种荒谬感浮上心头,脑海里顿时出现上述情景。

老年人跌倒,到底是一桩有关医疗救治的技术问题,还是一桩涉及公众良俗的社会问题?群情汹汹,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卫生部致敬,在“中国老年人不敢跌倒,跌倒后无人敢扶”这样一个微小而又巨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我愿意把卫生部的这个举动理解为“在本部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个令人无奈的社会现实做出积极反应。虽然隔靴搔痒,但是起码有反应,比起那些患有性冷淡的相关部门来说,情商高多了。

自从南京彭宇案后,中国街头的道德指数就“跌倒”了,而且一蹶不振,至今爬不起来。此次卫生部发布“指南”,仍然是“跌倒效应”在起作用——就在不久前,一位北京老人在菜场门口跌倒,因无人敢扶无人敢碰,不幸去世了。

在中国家庭,彭宇案的传播率是百分之百的,你只要随便和任何一个老人或孩子谈起,南京有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他们都会接下去“我知道,那个扶她的人被告了,还被判罚款了”。这个案件的传播率之所以这么巨大,只因为扶起跌倒的人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做的最平凡的善举,而这个微小的善举引发的法律后果却如此严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牵连,人们必须把这当成一个教训提醒家人。在不久前的另一桩案子里,一位开车的青年是靠着摄像头逃脱了另一位跌倒的老太太的指控的。而南京的一位女士,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那位老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得不先拉了9个证人证明老人跌倒与自己无关,才施行救助。

上述事实说明,在卫生部发布指南之前,中国公民已经开始思考对策,在被法律干扰的生活现实面前,发明了一些街头生活的积极应急方案,既保证救助的到位,又不至于受到法律惩处。那些哀叹社会道德指数下降的人可以放心了,其实在“扶不扶跌倒老人”这个问题上,即使面对这么恶劣的法律环境,中国公民还是交出了感人的答卷,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爱心素质并不低。

在公众生活中,鼓励正向的个体支援是政府作为的应有之意,如此,民间的良性互动才得以确立,而政府才能够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凡事都要靠政府来解决。拿彭宇案来说,类似这样的案子,首先就应该慎重立案,如果原告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因为被告才跌倒的,法院应该力求让此事庭外和解,让民间的事情尽量在民间层面达成和解。

政府作为,首先是无罪推定,善意理解民众的行为企图,并为善举留下保护空间;其次是不干预,让良性互动有成长空间;第三是服务、支持并帮助完善一些可能存在法律漏洞的善举。举一个例子说:民工子弟学校这件事,有需求,有人愿意做,补充了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不足,就是值得支持的个体支援善举。政府应该善意理解这种办学的举动,这些学校可能现阶段条件所限,不完全符合办学条件,政府应该给他们提供帮助,帮他们完善教育条件,支持其中办得比较好的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现在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取缔,就是干预过度了。民间生活的良性互动,在最初看起来总是不太完善的,但是政府要分清自己的职能,是帮助公民生活,而不是监督公民生活。

最近“郭美美”“卢美美”事件闹得这么凶,根源在于,因为这些“美美们”,人们开始对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发生怀疑,最大的疑虑在于,政府垄断属于公众生活的慈善事业,必然会发生“特权慈善”或“慈善特权”,而这种特权以及对特权的特许,或许正是“美美系”产生的温床。慈善这样一项民间的事业,还是要回到民间,才能够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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