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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所讽喻的戏剧现实

(本文待发表,谢绝网络转载及转摘)

从“龙马社”年初问世开始,邹静之、刘恒、万方这个实力派组合一直备受关注。实力派组合,对话剧来说,也就是编剧的组合。编剧当然是话剧的戏核,实力潜力所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编剧已经沦为明星和导演的配角。明星愿意出演话剧是抬举话剧。这次三位著名编剧组成“龙马社”,共推戏剧,颇有点“咱们编剧有力量”的龙马精神。

细想这三人组合的创意非常高明。刘恒是北京职业作家的龙头老大,邹静之是影视编剧的龙头老大,万方是中国话剧教父曹禺的女公子。龙马社一出,中国话剧振兴的大旗就扯起来了。虽然说小剧场话剧的山头已经人才辈出,这样的话剧盛事,还是很让人热血沸腾的。

《操场》是龙马社的第一部大戏。首演当日二日,明星大腕捧场者众,老牌戏迷捧场者众,票房紧俏,盛况空前。报章网络上赞美的评论铺天盖地。一个主流的意见称,长期以来话剧娱乐化现象严重,《操场》代表着中国严肃话剧终于迎来了新的高潮。

这样的赞美方式我们见得多了。把体制化的思维强加在某一样作品之上,抬高为某种楷模、样板,用以肃清文艺创作的多样化。这是一种斗争的笔法,斗争的专业术语叫“窝里横”。

虽然我坚决支持龙马社,支持《操场》,支持中国话剧振兴,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操场》的这种捧杀。如果说《操场》或龙马社代表的是所谓的严肃话剧,而这个严肃话剧又是用来对抗娱乐化戏剧的,我们不如抬腿走人算了。

中国话剧在所谓严肃戏剧的指针下,已经衰落多年,民间戏剧生存就更加艰难。那些热爱戏剧事业的人,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倾其所有,竭尽所能。其中凤毛麟角的成功者如孟京辉,也是经历了被明星拒绝的艰难生涯,在体制与民间的边缘游走,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些年来,孟京辉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商业化娱乐化。试问,那些骂他的人,有哪一个敢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把话剧做下去?甚至自己来撑起一个小剧场?

我最近看戏逍堂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与丘比特同谋》时,更加感慨。一是想不到他们的戏这么好看。编剧喻江年轻老到,几个表演者表演有根基也放得开,关皓月的导演也很轻盈;二是开演前看他们的多媒体广告,介绍戏逍堂的菜品,很有意思,原来可以一边做餐饮一边做戏剧啊。以前以为只有台湾的音乐人和戏剧人会这样。戏逍堂这样的戏剧工作室大概不是主流戏剧界看得上的,大概就是所谓话剧娱乐化的代表。他们能脱掉草台班子的嫌疑,到人艺演戏,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我去看戏的那天,刚好首都剧场在纪念老舍,演《茶馆》,剧场正门前站满了主流话剧精英们。但是实验剧场里也坐满了爱好戏剧的青年,观剧的效果也很热烈。剧场、小剧场和谐共处,不见得哪一个更应该被哪一个取代。

话剧近年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民间化的迹象,而靠着这些民间的推手,又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振兴的迹象。不管哪一种戏剧力量,总是要大家一起喊一声号子往前走。再要“窝里横”,斗私批修,这还在小众的东西干脆就到地下算了。

回到《操场》,其实所谓严肃话剧的说法也恰恰背离了《操场》的戏核。《操场》正是要反思那么一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的知识分子气,或曰严肃气。在《操场》中,那些看操场的、贫困女大学生、民工、妓女,都是赖以生存的现实、经验的化身、智慧的代表,那位思考自己的终极孤独感的老迟先生最大的悲剧就是看不到他生存在怎样的现实中,他的自恋有多么愚昧。

用《操场》来讽喻当下的戏剧现实,恐怕比讽喻学界更加贴切。当下的戏剧界,不正是这样一个“操场”吗?“操场”上当然还躺着那些思考自我出路的人,但是“操场”已经不再是某些人的操场,“操场”已经开放为大众的操场,“操场”上的铁架(象征象牙塔),已经被聪明的人们“偷梁换柱”去也,那些以严肃的名义宣告他人及现实的低级娱乐趣味的人,终于要反思“我是你悲剧的一部分,我也是我悲剧的一部分”。

这样看这部道理讲得太多了一点的戏,忽然有了一点别样的趣味。

剧评--《操场》

讲道理就不必了

《操场》是一个过去式的东西。

故事很过硬,痛苦很真实,舞美与舞台控制也很到位,如果早搬上舞台二十年,堪称杰作。可惜晚了,当下的学界已经不再是剧中那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的学界。不仅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还相当的现实,相当的入世,相当的善于“实际联系理论”,相当的人来疯。

当下的学界既然已经走到剧中学界的反面,我在看的过程中就试着设想,这是一个试图反讽的戏剧。我愿意看到那个抑郁性格的男主角老迟最后获得一点悲壮的成功,就好像堂吉诃德,虽然有着不切实际的英雄意识与理想主义,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妥协,向现实低头,承认自己错了,现实是对的。如果现实对了,我错了,这个戏不就变成说教了吗?但是结果竟然就是,老迟向死者承认自己错了,“我是你悲剧的一部分,我也是我悲剧的一部分”。

看完之后我有点犯傻:噢,原来这么复杂的包装,是用来讲一个道理的。这个道理用最浅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讲道理这个层面上,我看它不算太先进,所谓这个戏已经把道理讲到了哲学层面上恐怕是溢美了。它算是从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过来,讲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常识,善意地提醒了一些小众的跟现实有距离感的人们。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山寨的当下,把悲剧归入冷僻的人性,号召大家毋庸置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现实中去,怎么看也不算一个当令的建议。

如果抛开这个不太先进的道理,单看故事还是讲得很峰峦起伏的。整出戏虽然发生在一个操场上,叙述形式却有些意思,五个相对独立的段落都是好故事:1,老迟与妻子的故事。我很喜欢衣柜的创意,一些黑衣人举着衣架,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变幻场景;2,老迟与研究生的故事,老迟的迟疑与研究生的坚决都表演得很到位;3,老迟与操场寄生者的故事,那个卖插座卖坐垫的小人物塑造得挺喜兴;4,老迟与骗子的故事(或曰女大学生与民工的故事),整出戏中最成功的一个故事,全剧的类高潮就发生在这个故事中,老迟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介入了一次现实——用电锯锯下了操场中的铁架;5,老迟与死者的故事(或曰死者与妓女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冷漠的男大学生的故事),陈小艺演的妓女和她前面演的女大学生、研究生呼应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女性形象,具有良好的社会情感象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看戏的同行者李银河女士本来很喜欢女大学生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骗局,弄得她很不爽。“这个故事很好,很成立,应该再讲下去啊,为什么突然转换成了一个骗局呢?”编剧在这里卖弄了高超的讲故事技巧。不过,这么多好的故事,一一铺排开来,用来说教,还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杰出的戏剧,还是要用剧情推动剧情,人物悟到了什么,就不必用来做结尾了。不知道这个讲道理的结局有没有可能换一下?亲爱的邹静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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